全国遍地“六小龙”？基于生态观的创新“基因战争”

上世纪60年代的大庆油田，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的画面凝固成“铁人精神”的图腾；80年代的常州制造车间里，纺织机械的轰鸣声编织出“苏南模式”的经纬；90年代的温州街头，纽扣、皮鞋、打火机小作坊的市井气息，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迈向规模化和品牌化。

在这些场景的背后，是政府角色的时代投影——大庆时期的“全能指挥者”、常州阶段的“产业协调员”、温州年代的“市场守夜人”。

到了21世纪，杭州接过接力棒，以数字经济为引擎，孕育出了“六小龙”这样的创新企业集群，政府的角色也向“生态构建者”跃迁。

技术要素并非杭州独有，为什么只有杭州孕育出“六小龙”？这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在资源整合、生态构建和制度创新中的多重角色定位。

杭州“六小龙”，政府角色重构样本

杭州“六小龙”的崛起与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浪潮有着紧密关联，杭州的创新路径也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经济特色。2024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630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8.8%。

这一成就得益于杭州独特的“技术—产业—场景”闭环创新生态。杭州拥有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头企业，但这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角色嬗变，即从传统管理者转向资源整合者、生态构建者和制度供给者的复合型定位。

以“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为例，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就扮演了外部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政府通过税收减免、产业基金、人才引育、资本赋能等多维度政策组合，为其提供了系统性的资源支持。例如，在宇树科技研发四足机器人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减免企业所得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运营压力。

同时，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促成宇树科技与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加速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例如，宇树科技与浙江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合作，共同研发了高动态性能的四足机器人控制系统。

杭州政府通过建立市级“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六小龙”吸引并留住了大量的所需人才。该计划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资金和子女教育保障。

多重举措，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运营风险，还加速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更通过整合和优化生态系统资源，推动了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放大了生态系统的效应。

例如，宇树科技与本地传感器、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确保了产品的稳定供应。另外，宇树科技还在政府的支持下，多次参加国际机器人展会，获得全球的关注。

更妙的是，政府还敞开了应用场景的“大门”，地铁巡检、社区养老等场景纷纷对宇树科技开放，使得企业有机会形成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杭州，杭州！本图片由AI生成。

回头梳理杭州独特的“技术—产业—场景”创新生态，主要由几个关键部分组成：

1.以阿里巴巴为原点，衍生出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集群，主导产业重构；

2.民营资本活力充沛，本土市场VC机构与政府“天使投资风险补偿基金”的“杭州模式”，更像是为企业在前期“上保险”，形成市场化创新筛选机制；

3.城西科创大走廊凭借密集的创新要素、政策红利和平台优势，聚集着大量重特大科研成果以及核心科研人才，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科技奖项的核心产出地，这种高强度的创新产出得益于其构建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包括多家国家级、省级实验室、实验基地和国家重特大科研基础设施等，以及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12所重点高校的科研支撑。

4.通过政府开放更多下游应用场景，真正打通“场景验证—商业变现— 技术进化”"的产学研转化闭环。

这其中，涉及地方政府的多重角色定位及行动，包括外部资源整合者、生态系统资源整合者和制度资源调动者。此时的政府角色，更像是一个“创业者”，即关注识别和抓住怎样的战略机遇，促进地区或国家的产业集群崛起和技术创新突破，并承担相关的风险，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创业型政府”的本质，是“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巧妙配合、接力共演。在过去的亚洲崛起中，日韩新都有这样的典型案例，但中国又对其进一步迭代，体现在高铁、特高压等大国重器的“代表作”中。

未来图景，政府创客的“手艺革命”

每个地方都需要复制杭州“六小龙”的模式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杭州的成功，有阿里这样的底牌、民营资本的支持、政府的前瞻布局，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照搬的。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盲目复制单一模式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因此，各地应立足自身优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数智化发展路径，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和生态构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创新突破口。

近期，有官媒三次喊话南京，直指其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中的短板，包括创新生态的协同性不足、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偏低以及民营经济的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等问题。

与杭州相比，南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布局起步较晚，但并非没有机会。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枢纽城市，南京可依托其高校资源密集、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赛道，构建“高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同时，借鉴杭州的经验，南京需进一步开放应用场景，激活民营资本，打造更具包容性和活力的创新环境。

长三角的另一座重要城市苏州，突围路径尤为“叛逆”，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外资集聚优势，在数智革命中选择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推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苏州成功培育了一批专注于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数字革命撞上制造业根基，这座“世界工厂”正用硬科技重新定义自己的竞争力。

苏州除了制造业的深厚积淀外，还得益于其独特的“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苏州通过吸引外资和优化营商环境，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苏州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数智革命重构产业格局的背景下，区域创新已进入差异化竞合的新阶段。不是每个地区都要进入“杭州六小龙”的赛道简单地“你跑我追”，而是要各地各显神通，按照自己的基因禀赋，找到特色创新之路。

杭州“六小龙”的崛起，本质上是以“需求-场景-技术-战略”四维适配为内核的创新方法论的成功实践。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复制“六小龙”的赛道选择难以奏效，真正要做的是科学发挥政府的创客精神，基于需求、场景、技术趋势和战略以及产业优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构建特色化创业创新生态，孵化和孕育出具有赛道差异化、特色化的数智赋能型科技企业。

不做“模仿者”，要做“在地创业者”

中国城市间的创新竞赛，正在经历从“对标式学习”到“基因式生长”的范式转变。

合肥敢于押注量子通信，是因为中科大数十年的科研家底给足了底气；苏州死磕纳米材料，靠的是长达三十年的精密制造经验稳稳托底。这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政府的“创客精神”不在于复制他人的商业计划书，而在于读懂城市的产业DNA后，敢于下注比较优势。

真正有效的政府创客精神，应是“手艺活”而非“标准件”：当深圳哺育大疆时，西安正把军工技术转化条例变成“硬科技十九条”，让火箭发动机技术孵化出商业航天企业；当合肥组建千亿级产投基金豪赌面板产业时，常州却在动力电池赛道默默布局二十年，最终拿下全球三分之一的产能份额。

政府创客精神最忌“风口思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从零起步到1300亿的规模，足足用了15年；济南布局空天信息产业，甚至提前十年便着手抢占低轨卫星频率轨道资源。这种“坐得住冷板凳”的耐心与定力，比短期追风口刷政绩更考验治理智慧。

在数智化深远影响各类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下，其他城市的政府与其一味地追问“杭州有‘六小龙’，我这里为啥没有”，不如考虑怎样实现差异化、互补化发展，以涌现苏小凤、皖小鹏、鲁小虎……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汪潇

责编 黄金萍